考试是一种考查知识或技能的方法。自古以来就有各种各样大大小小、形形色色的考试。有些考试非常重要，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前途命运，因此，往往受到人们的极端重视。科举考试是古代入仕的最重要途径，吸引着众多莘莘学子挤在科举的羊肠小道上，跌跌撞撞，艰辛而执拗地跋涉着。清末有位落榜诸生写了这么一副对联：“十九届诸生，壮心不已；一千年不死，老脚还来。”说他参加了十九次乡试，都落第了，但雄心仍在，还要应试，至死方休。科举的魅力由此可见，它令人如痴如醉，陷入迷狂之中，不能自拔。
    因此，在科举时代，读书人都把通过科举考试，跻身仕途当做自己的人生目标。从小时候起，他们就围绕着这根指挥棒在转。一般说来，他们的读书生活分几个阶段，上学前先要识字；六七岁初上学，名曰“开读”；读过一两部经书之后，塾师才开始为他们讲解，叫做“开讲”；十四五岁以上，便正式学做文章，称为“开笔”。
    蒙养之时，识字为先。当时用于识字的教材主要有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等，这种儿童识字的启蒙教育往往由母亲或姐姐来承担。如胡适曾忆及他入学前，就与母亲一起识了近1000个字。识字后，就可以为举业而读书了，即开读。读书的次序一般是先读四书，次读五经，再读其他经、史、诗文等。除上述以外，还要习字，读些日后可作为作文辅助的读物，如掌握韵律，练习属对的《声律启蒙》、《神童诗》、《唐诗三百首》；熟悉典故、积累词藻的《幼学琼林》、《幼学故事琼林》和《龙文鞭影》等。
    当然，最该认证读的是《四书》和《五经》，它们不仅是考试的内容，而且也是义理文词的荟萃，所以要反复细读，以至于能滚瓜烂熟。不过，光背熟是不够的，还必须做到能够理解。四书五经十分深奥，小孩不一定能够读懂，这就有赖于先生的讲解，也就是所谓的讲书。讲书对孩子的学习很有好处，胡适曾说他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。先生讲书后，还要叫学生复书，这样才能使他们领会经书的微言大义，从而能够触类旁通，举一反三。真正做学问的人，读书时就不仅限于经书、讲章，他们都能博览群书，广泛涉猎，扩大知识面，提高学识，而八股佳制也只能出现在这些人手里。但是，由于科举考试使读书变成了一种追逐名利的手段，那些急功近利，目光短浅的举子们，自然只把中式扔在一边，成天钻研高头讲章，背诵应试范文，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无知无识的人，而遭到时人和后人的讽刺与讥评。
    在读熟四书五经，其它方面也打下了一定基础之后，就可以正式跟经师学作文了。初学文，先令读唐宋古文之浅显者，若作策论，要以写意为主，不许说空话，思想越开放越好。学作文必须有耐心，有恒心，循序渐进，一步一步来。，另外，还应学会看文章，特别是好的文章要多读多看，揣摩其写作技巧和思路。然而，文章归根到底还须自己动笔，常写，多写，就能文思敏捷，妙笔生花。另外，还要字斟句酌，反复修改，才可望精益求精。根据八股名家的经验，作文须有数月发愤功夫，在一段时间里专心致志，一切不顾，终日作文，而后文章始能大进。可事实上，学做八股文并不那么简单，其中的冷暖甘苦今人未必能够体会。即以我们自身来说，读书也颇为艰苦，以今况古，能不对我们的前辈们深表同情和理解？
    以上是科举制度下考生的学习迎考过程，那么他们在临考前又是怎么复习迎考的呢？大致说来，有两种办法：一种保持竞技状态，即在大比之年的正月开始，每日作文一篇，至八月临场为止；一种是训练答题速度，于大比前一年之八月始，每三、六、九作文二篇，限定时刻，香尽文成，不许拖时间。在文康的小说《儿女英雄传》里就有章节专门描写主人公安骥应顺天乡试前备考的情形。文中写道，安骥在应乡试前大半年开始准备，除了诵读之外，每月三、六、九日的文课，每日一首试帖诗。到了阴历七月二十五日，即离近考场还有十多天的时候，他父亲就出题对他进行一次模拟考试，要他仿照考试安排四时起来作题，不准继烛，把三天的诗做完，吃过晚饭再誊正交卷。安骥完成模拟考后，他父亲就不要他再做文章了，而提醒他注意饮食起居，多休息，多散心，以养精蓄锐应付考试。结果，安骥林场发挥出色，中了第六名举人。